“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资本市场金融机构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应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在加快以风险对冲和提升服务质效为核心的金融工具创新提升金融普惠性上精准发力，在用准用好用活各类资本市场工具功能服务共同富裕战略上精准发力。尤其要摒弃投机逐利，真正发挥资本市场工具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本质与使命本源，向国家发展战略校准、向产业价值归核校准、向服务实体目标校准，实现本市场工具创新的功能归位与价值归核。在存量乡村振兴金融供给的基础上，围绕资金帮扶、产业循环、风险对冲等战略性节点，发挥资本市场工具促融资、助循环、防风险等金融补位功能，以高质量资本市场金融供给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步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新区间。
一、助力融资补位，引导资源注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一）现有乡村振兴基建投入需求面临资金总量缺口
当前部分乡村产业发展与经济运行相对滞后，持续制约当地基础性公共设施建设供给总量增长与供给结构优化，使得现代化农业前沿领域的相关设施建设发展同步受阻。2020年乡村建设投入、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15万亿元/2.95万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13.14%和19.10%，而乡村振兴领域的资金总量支持仍有不足。一方面，仅靠财政投入已无法满足乡村振兴建设所需。2021年全国农业农林水务财政支出5年平均增速（3.5%）略低于全国财政支出同期平均增速（3.8%），各种原因导致相关财政支持增速空间难以快速开启。另一方面，低集约化、低产业化、低市场化运作模式也导致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基建项目周期长且回报率偏低，作为商业项目吸引社会化资金参与的积极性与可持续性不高。截至2022年11月17日，除地方政府一般债和专项债之外的存量乡村振兴债券余额共955.2亿元；对比同期第二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重大项目清单融资规模为3132亿元，相较于庞大的农业农村基建投入需求，金融支持的总量缺口凸显。
（二）以资本市场工具创新引导资源注入缓解财政压力
目前，围绕乡村振兴基建相关的融资渠道主要包括银行信贷及类信贷（融资租赁等）等间接融资，以及债券发行等直融渠道。围绕上述融资渠道的资本市场工具及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创新创设成为引导资金投入扩增的重要支点。公募REITs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撬动盘活存量基建的重要支点。截至2022年10月末，美国基建类公募REITs（包括传统基建、数据中心及工业地产）市值已达4105.62亿美元，占公募REITs总市值比重达32.62%；REITs指数自2010年以来符合增长率达12.30%，长期投资回报相当可观。相较而言，截至9月末，国内公募REITs合计发行规模仅逾600亿元，最新市值规模仅为726.15亿元，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在乡村振兴相关领域债券发行过程中创设信用保护类工具（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以及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信用保护工具），亦可为发行主体提供增信助力，或为发行主体的存量债券提供质押回购便利，有助于吸引社会资本加大乡村基建项目相关债券认购规模，提升债券发行便利与社会资本参与规模。以债券类信用缓释工具为例，我国2021年以城投债为挂钩标的信用风险凭证类产品发行金额（75.43亿元）同比增长8.42倍；其中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发行金额（71.95亿）同比增加803.91%；信用保护凭证（3.48亿）同比增长248%。截至2022年11月中旬，以城投债为挂钩标的信用风险凭证类产品发行金额（89.02亿）已较上年同期增长127.67%。
二、助力循环补位，提升农业产业链广度、深度与精度
（一）现代化农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广度深度有待提升
现代化农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集中体现为产业链规模大、幅度深、链条长，育种育苗、基质培育、生物控制、生产加工、包装系统、贸易物流等多个细分产业链的有机融合，形成的集群化产业生态。如美国USDA数据显示，目前仅围绕土豆的深加工品种就超过2000种；截至2019年，全美食品饮料加工机构（约3.65万家）雇佣人数已占所有制造业就业人数的14.7%。相比之下，国内农业产业集群刚刚起步，专业化、科技化分工与集约化、协同化建设水平不高。部分农产品产能虽高，但高水平的商业运营仍然有限。从衍生工具市场看，2020年我国水稻及小麦产量约2.14亿吨与1.34亿吨，但同期期货成交量仅6416手与3.21万手；而同期美国小麦产品（4490万吨）不足中国的三分之一，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主力合约单日成交量便逾万手甚至十万手。农业产业链商业化的广度与深度不足，导致产品品质精度与附加值普遍偏低，无法形成真正的商业化运营及盈利模式，实现现代化农业产研价值内核的有效凝聚，以及外围梯度产业链的轻量化、生态化与绿色化贯通与自我循环。
（二）以资本市场工具创新助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链
资本市场工具创新方面，借助大宗商品期货与风险对冲工具，从商品贸易与产业资本的双重维度上助力产业链重构与核心技术创新等重要节点。
一是资本市场工具“以融促技”，打通农业产业链循环的科技堵点。Green Street数据分析表明，1997-2021年间，美国产业资本对农田投资的平均年均回报率高达11.2%，极具长周期价值投资吸引力。种业科技、农业设备、生态食品、生物基因等领域正成为全球农业科技投资热点。AgFunder投资报告显示，2021年，仅全球农业食品科技初创行业便吸引517亿美元风投资本；其中美国初创公司筹集了41%的投资资本，占2021年全球交易的34%。如按全产业链45%投资规模占比计算，全球农业科技领域风投资本投入总规模将近千亿美元。而同期国内农业产业风险投资规模仅64.94亿元，且主要集中在农产品领域。以“农业科技”为轴心的资本市场工具创新大有空间，围绕现代农业产业链上的技术创新环节，引入信用衍生工具、权益互换工具等高能金融工具，有效构建风险缓释通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高新农科企业投资与科创项目研发，进一步优化社会资本对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资源配置。
二是资本市场工具“以虚促实”，带动农业产业链扩增拓展。存量上，交易所现有粮食、经济作物等大宗期货品种，对挂钩农产品的规模、品质、仓储、交割效率等要素均提出更高要求，从最终产品全方位管控逆向辐射至种、管、收、储、运、研等农业产业链各环节，促进链上参与者专业经营、集约运作、规模提质。增量上，为新型农副产品、初加工及深加工农产品（如渔业、鲜果及加工果蔬等等）创设新型商品期货产品，也将进一步打开部分农产品加工产业规模化经营空间，加快农业深加工技术研发，带动农业及相关食品加工产业链的广度、深度与社会贡献度。
三是资本市场工具“以投促贷”，实现多层级金融资源对农业产业周期性、持续性注入。一方面，依托北交所、科创板等多层级资本市场工具，加快农业产业领域一级市场权益投资的前端扩容；同时，借助资本市场一二级高效联动，实现社会资本匹配产业周期的循环式注入与价值升华，并对银行信贷与类信贷资源后续参与农业产业形成良好示范与正向吸引。另一方面，基于信用风险市场化定价基础上，商业银行也通过购买相关金融工具合约为其信贷及类信贷资产增设信用保障，从而将信用风险有效分散，增厚贷款类信用资产的安全垫。
三、助力风险补位，打造可持续的农业产业与生态体系
（一）可持续农业生态面临市场与环境风险冲击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管控与对冲同样重要。一方面，农产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周期性波动，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农业稳健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同时，地缘政治及其他各类突发因素，亦会导致区域乃至全球农产品供求剧烈波动。另一方面，以极端气候及高频自然灾害为代表的“绿天鹅”，正成为农村产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又一严峻挑战。《2020年中国气候公报》数据显示，1991—2020年，中国气候风险指数平均值(6.8)较1961—1990年平均值(4.3)增加近六成。此外，自然及人为因素破坏农村局部生态平衡遭；不合理的化学投入引发地表土壤污染，对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城市及乡镇工业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导致国内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建设宜居宜业、绿色美丽乡村的长远目标形成阻碍。从金融工具层面看，2021年，美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占农林牧副渔业产值比重6.92%，而我国这一比重仅为1.11%，且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中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占比超过1/3。
（二）以资本市场工具创新增厚可持续农业抗风险韧性
资本市场工具创新的重要功能在于一定程度上分散、缓释市场波动及灾害造成的损失冲击，增厚农业产业抗灾韧性。资料显示，在以农场化经营模式为主的美国，2016年超过4.7万个美国农场使用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对冲价格风险，占农产品总产值近11%。其中，使用玉米和大豆期货合约的农场数量分别占近71%与近67%。而占全国玉米和大豆产量93%的商业玉米和大豆农场中，使用期货合约的大、中型农场（年销售额超过35万美元）数量占比即达44%，几乎所有的玉米和大豆生产商都在使用期货、期权或销售合约。在我国，2015年由大商所联合期货公司、保险公司首创“保险+期货”模式，有效搭建零散农户与期货市场的链接制度与风险缓释纽带，成为金融助力农业发展的有效抓手。在该模式下，农业经营者通过购买期货价格保险产品，将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集中至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向期货经营机构购买场外期权转移风险，最后由期货经营机构利用期货品种进行风险对冲。上述模式在后续实践中，又被进一步拓展成“保险+期货+N”模式（如“保险+期货+银行”、“保险+期货+订单农业”、“保险+期货+基差收购”等），实现金融工具创新的延伸和拓展，带动农业产业链上下游各方主体参与其中，进一步提升金融创新服务乡村振兴的综合质效。
此外，面对气候及环境风险冲击，海外金融机构已在复杂金融工具领域开展积极尝试。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集团于2007年推出的卡维尔飓风指数(CHI)期货（包括包括飓风事件期货、飓风季节期货和飓风季节高峰期货）等巨灾缓释工具，履行气候风险管理义务。CHI期货主要购买者为保险公司、能源公司或巨灾高发地的公共事业单位，通过购买上述期货产品实现经营风险的有效对冲。而在低碳新能源领域，2016年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相继推出德国、奥地利风能期货，2020年CME集团陆续上市生物柴油(可再生能源指令协议)期货、中日韩氢氧化锂期货等新型金融工具。EEX、洲际交易所(ICE)则于2005年、2010年分别上市欧盟碳排放权期货(EUA)，期货合约数量快速增至2021年末的130余个。在这一领域，资本市场金额工具创设应以国内农业实体生产实际出发，探索“空气质量、气温指数”等以风险缓释为核心功能的金融工具创新；助力“双碳”转型，探索基于新能源电力及碳排放权的期货产品创设与研发，将绿色农业与乡村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导向落实到金融工具创设的实践层面。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发展，是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社会内实现全面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资本市场工具褪去资本逐利属性后，风险补位功能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践行乡村发展战略过程中仍大有可为。券商等非银金融机构更应发挥专业优势迎难而上，积极探索现有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的模式与工具创新，推进资本市场金融工具服务功能对顶层战略目标的有效锚定，推动高能金融工具功能归位、价值归核，助力乡村振兴步入高质量发展战略区间。
来源链接：http://nrra.gov.cn/art/2022/11/24/art_56_1977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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